重磅研究:有望治愈HIV
2位华人重磅研究:有望治愈HIV。当今世界,治疗艾滋病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答案是治愈。虽然人类在治疗艾滋病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能够通过特定药物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找到根治艾滋病病毒(HIV)的方法仍是最艰难的一项挑战。
近日,Nature发表了一篇重磅研究,揭示了HIV在人体内“永生”的机制,为未来治愈艾滋病提供了重要参考。审稿人评价道:“这项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并引起了该领域的极大兴趣。”
这项研究的团队背景很硬,来自美国麻省总医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建立的Ragon研究所。该研究所博士后孙玮玮和哈佛医学院讲师高策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他们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讲述了研究背后的故事。
寻觅HIV潜伏库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s)可以抑制病毒复制,帮助艾滋病患者延长生命,使曾经致命的疾病变成一种可控的慢性疾病。
但25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彻底治愈这种感染的方法。一旦感染HIV,便一辈子无法摆脱它,病毒如梦魇般纠缠余生。
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远比其他传染病更具挑战性。以丙型肝炎为例,人类已经从束手无策,发展到可以轻松有效地清除体内病毒。
但HIV非常狡猾,它们可以潜伏在一些细胞里,很难被揪出来,这种罕见类型的细胞群体形成了一个潜伏库。
这意味着,患者必须终身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才能防止病毒从这些潜伏库里死而复生。
为什么不能把潜伏库一网打尽?孙玮玮和高策竭力想破解背后的机制。
这项研究的样本取自8位艾滋病患者。在选择患者时,研究团队有自己的考量,选择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对象。其中有一位患者很特别,他能够通过自身免疫反应来控制感染(通常称这类人为精英控制者),其余7位患者则接受了5~10年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基因组学目前最新的技术当属单细胞测序技术,我们利用这种非常前沿的手段可以同时测出细胞内部DNA和细胞表面蛋白质的表达。”
这样就可以回答,什么样的被感染细胞可以在人体内长时间存活。甚至能知道在细胞里的病毒是完整的还是缺失的,能不能进行有效复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发现细胞里的HIV处于什么状态非常关键。基因组残缺的病毒并不能进一步复制,但基因组完整的病毒威胁很大,一旦停药,它们就可以从休眠状态中复活,再次“兴风作浪”。
“我们发现,这种包含完整HIV基因组的宿主细胞表面一些特定蛋白的表达量非常高,比普通细胞,甚至其他包含HIV、但HIV基因组部分缺失的的宿主细胞都要高很多,这是我们这篇文章一个核心结论。”高策说。
在高策看来,这项研究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把不同类型的被HIV感染的细胞给区分开,为根除这些具有威胁性的细胞提供了可能性。这是该领域从未做过的事情。
顶住压力,从竞争中突围
在投稿环节,很多研究人员都曾被“虐”到体无完肤,其中滋味甚是酸爽。
“从期刊角度来说,给我们的压力不算很大,我们真正的压迫感来源于行业内的竞争。”孙玮玮透露。
科研圈的竞争非常激烈,同领域的不同研究组之间往往上演着你追我赶的游戏。
“当时,我们知道同时有好几个研究组在开展同类型的研究,而且也都是单细胞水平的课题。那段时间每天都活在高压之下,老怕被别人抢先一步发表。”孙玮玮说。
“在投稿之前,我们也会预估审稿人会问到的问题,并提前做出准备。”高策说。
文章经历了两个版本的修改,团队成员集思广益,打磨了很久后才在2022年3月投出。幸运的是,很快便收到了回复。审稿人对研究组的科研水平予以了肯定,但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当时我们的实验只设计了一部分,只选了HIV-1感染者的外周血,审稿人回馈的意见是希望我们做更多的组织样品,样品要多样化。”孙玮玮说。
于是,科研团队又对淋巴结中HIV-1感染的记忆CD4+T细胞进行研究,用三个月时间补做了很多实验,又用一个半月时间补充答复审稿人的意见。
“现在回过头去看,投稿的过程也是和审稿人合作的过程。审稿人提出的意见让我们的实验变得更加完整,对我们的科研水平实际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比如说,通过补充实验,我们发现外周血和淋巴细胞HIV-1感染细胞的表面蛋白表达不尽相同,这是我们文章的另一个核心结论。我很感谢他们。”高策表示。
在经过了Nature的两轮审稿后,文章在2022年11月份被正式接收,2023年1月4日成功发表。
同期,蒙特利尔大学免疫学专家Nicolas Chomont在Nature上还发表了一篇对这项研究的评论文章。2月2日,另外一篇发表在Trends in Immunology上的文章也专门评论了这项成果,引起广泛关注。
在科研漫漫长途跋涉中,有一位配合默契的搭档可谓如虎添翼。孙玮玮和高策就是这样,一个负责做实验,一个做生物信息分析。
孙玮玮在求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验经验。她从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博士毕业后,想往前再走一步到不同的科研环境中历练,于是来到现在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继续探索HIV领域。
高策一开始并非计算机专业,他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环境系,主要从事微生物方面的研究。在美国东北大学读博期间,他对计算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转而主攻生物信息技术。
由于家人都是医生,高策对医学也非常向往。他很想将生物信息与医学结合起来,发挥1+1>2的效用,所以博士毕业后,选择到现在这个既有生物信息又有实验的团队中来。
开启这项课题时,孙玮玮和高策的分工很明确。由于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比如病毒学、免疫学、生物信息学,他们经常互相请教,互相学习,以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
“我俩虽然承担了比较重要的部分,其他人的贡献也功不可没。整个研究过程其实相当枯燥,就是不停地做实验、不停地分析结果,就连节假日也不例外。每周做一批实验,大家都要讨论两三次。过程虽然很痛苦,但也非常充实。”高策表示。
一项好的研究往往沉淀了几代人的心血。
Ragon研究所成立于2009年,目的就是为了深入研究艾滋病以期寻找治疗手段。
孙玮玮和高策所在的实验室走在了艾滋病研究领域的前列,前些年一直专注于病毒序列以及整合位点。“我们把这几年的学习经验与实验室前期的积淀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才有了这个课题。”
“美国这边的科研很讲究积累,像我们研究所一直在长期跟踪研究一些HIV感染者,有些甚至跟踪研究几十年,研究所内部形成了一个样品库,相关的课题组要开展研究都可以向库申请样品资源。”孙玮玮说。
“合作很重要。”孙玮玮接着补充道,“我们这项研究还有一些样品资源来自于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分享。很多样品是在二三十年里不同时间点取得,真的非常珍贵。”
但这样跨越很长时间尺度对HIV感染者的追踪,在国内还很缺乏。
孙玮玮希望,国内也能出现这样一个机构,能收集感染者整个生命周期的样品,比如刚感染时、开始ARTs治疗后,几个月或一年随访一次。“这样一个资源库的建立,对于国内艾滋病相关研究将有非常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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