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艾滋病防治的进程停滞不前，数百万人的生命正岌岌可危。几年来，东欧和中亚、拉丁美洲以及中东和北非的年新发感染人数呈上升态势。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数据表明，在亚太地区，过去新发感染下降的地区目前出现了反弹。我们亟需采取措施应对艾滋病背后的不平等现象，在这十年中预防百万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并终结艾滋病大流行。
蒙特利尔/日内瓦，2022年7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22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危急关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发布。全新数据表明，在新冠疫情和其他全球危机的共同影响下，艾滋病大流行的应对进展在过去两年停滞不前，资源不断减少，导致数百万人的生命面临威胁。
2020-2021年间，全球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人数仅下降3.6%，降幅为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近年来，东欧和中亚、中东和北非以及拉丁美洲每年的艾滋病病毒新发感染数呈上升态势。数据显示，在全球人口最为稠密的亚太地区，过去新发感染人数下降的地区目前出现了反弹。这些地区不断攀升的感染数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非洲东部和南部，过去几年的快速进步在2021年放缓。但是，目前仍有一些好消息。非洲西部和中部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新发感染显著下降。尽管如此，这些地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也面临着不断加剧的资源紧缺问题。
“这些数据表明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岌岌可危。如果我们没有取得快速进展，那么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也将丧失殆尽，因为疾病大流行会在新冠疫情、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和其他危机中滋生蔓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温妮·拜安伊玛（Winnie Byanyima）
各国国内和国家之间存在的显著不平等阻碍了艾滋病防治的进展，与此同时艾滋病疫情也在加剧这些不平等的鸿沟。
年轻妇女和青春期女童的新发感染比例超过其他人群。2021年，她们之中每2分钟就出现1例新发感染。除此之外，艾滋病关键治疗和预防服务中断、数百万女童由于全球疫情辍学、以及青春期女童怀孕和性别暴力数量攀升等都对艾滋病防治产生了重大性别影响，尤其威胁非洲的年轻妇女和女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青春期女童和年轻妇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是同年龄段男性的3倍。
过去几年全球各地乱象丛生，许多社区的重点人群遭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感染率不断上升。比如，2019-2021年间，萨尔瓦多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上升近1倍，而跨性别人群的感染率上升了8倍。数据表明，废止惩罚性法律的进展缓慢，导致LGBTI人群、注射吸毒人群以及性工作者等边缘化群体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上升。
种族不平等也加剧了艾滋病病毒传播风险。在英国和美国，白人群体中新感染人数降幅度大于黑人群体。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原住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于非原住民群体。
报告还表明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拯救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也举步维艰。在2021年，接受治疗的人数增幅为10年最低。尽管3/4的感染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仍有约1000万人无法获得治疗，并且只有一半（52%）的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能够获得救命药；儿童和成人之间治疗覆盖率的差距正在增大而非缩小。
“这些数字是政治意愿的体现。我们是否关注女童保护，并为她们赋权？我们是否希望儿童不再死于艾滋病？我们是否认为拯救生命的重要性高于定罪？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则须让艾滋病防治工作重回正轨。”
——温妮·拜安伊玛
各国之间的艾滋病防治差异显著。一些国家的新发感染达到了2015年以来的新高，如菲律宾、马达加斯加、刚果和南苏丹。另一方面，南非、尼日利亚、印度和坦桑尼亚即便在新冠疫情和其他危机之中，也实现了新发感染的显著下降。
在那些出现最重大进展的地方，相当一部分都是以社区为主导提供服务、具备有利的法律政策环境和提供平等化服务的，这些案例振聋发聩，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有效应对大流行。
报告中列出了如果没有采取紧急措施解决大流行背后的不平等问题会产生哪些灾难性后果。报告指出，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那么到2025年，每年的新发感染将会超过120万。
而联合国成员国设定的目标是在2025年把艾滋病病新发感染控制在37万以内。这不仅表明我们无法完成承诺，甚至会超过目标值的3倍。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拯救生命的治疗以及实现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大流行的目标将会因为每年本可避免的数百万例感染变得更为困难和昂贵。
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等影响全球的事件进一步影响了艾滋病应对工作。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了医疗、教育和社会保护开支总和的171%，降低了这些国家防治艾滋病的能力。中低收入国家的国内艾滋病防治资金连续两年下降。
乌克兰战争使得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升，影响了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粮食安全，更容易造成艾滋病病毒治疗中断。如今，世界迫切需要全球团结和大量资金增援，但是许多高收入国家却在削减援助，因此全球卫生资源面临严重短缺。2021年，艾滋病应对工作可用的国际资源比2010年减少6%。
过去十年间，除美国外，双边捐助国对艾滋病应对的海外发展援助资金大幅下滑57%。到2025年，中低收入国家的资金缺口会达到80亿美元。全球贸易规则不仅阻碍中低收入国家生产艾滋病病毒长效新药以终结大流行，而且导致这些国家难以负担大规模采购成本。
各国领导人仍然可能把艾滋病防治重新引回正轨，但这需要国家行动和国际团结。去年，领导人在《关于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中对行动路线图达成共识。
如果领导人履行政治宣言，那么艾滋病可以在2030年前终结，这是可行的且可负担的——事实上，终结艾滋病的成本远低于不终结艾滋病的成本。重要的是，终结艾滋病采取的措施可以让全世界为未来的疫情做好准备。
实践证明，成功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包括：社区主导、以人为本的服务；尊重捍卫每个人的人权、废止惩罚性和歧视性法律、并且消除污名化；为女童和妇女赋权；各群体平等获取包括全新健康科技手段在内的治疗；以及为每个人提供卫生服务、教育和社会保护。
“我们可以按照承诺在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现在需要的是勇气。”
——温妮·拜安伊玛